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投资界（ID：pedaily2012）。

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硬科技领域的投资。

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其实有很多的角度来理解，我暂时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讲这个事。五年以前中国的半导体远远没有今天这么火，真正火起来是从2018年，因为国际关系的变化，中国充分意识到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差距，以及自主可控的重要性。

亚洲社会有一个玩法就是集国家之力。半导体这个领域非常特殊，2017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就提出，全球半导体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，它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，出于国家安全和国防的需求，它的一些技术必须受到一些限制。面对现有的机遇和挑战，特别是应对其他国家实质性的产业政策时，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。他们认为集成电路是国家战略性、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产业，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对创新和安全非常重要。

美国一直在半导体行业里面占据了重要的位置，新兴企业也不断的涌现。全球销售额前十家的半导体企业，1985年美国有四家，日本有五家，日本占据半壁江山；2006年，韩国有两家企业进入，一家是三星，一家是海力士；2020年，美国有五家，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别有两家，日本只剩下一家。经过这几十年的演变，美国在这个市场上的位置是不断靠前的，而且不断涌现出一些新企业来。

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，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去年是1434亿美元，本地提供的只占了15.9%，其中纯中国本土企业产量只有83亿美元，占5.9%。在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科技领域，中国自己本土生产的比例还是很少。

中国和全球半导体的差距有多大？今年4月18日，张忠谋作过一个演讲，大陆半导体制造落后台积电5年以上，这显然是一个谦虚的说法，我们跟台积电的差距远远不只五年。在全球一些重要的芯片领域，在CPU和GPU的领域，中国企业市场占有率微不足道，0.5%以下。

低端芯片我们基本上能生产的，中端芯片，五年后可能80%能生产，高端芯片我们在花巨资进行研发和投入，但其他国家的研发投入还是比我们大得多。高端芯片还在动态竞争中，通常认为五年之后，中高端芯片在中国是能够生产的。

1962年美国半导体的采购，国防占了百分之百，1968年只占到了30%多，1978年政府的采购是只占了10%，50年末到60年代，美国发展半导体产业，离不开国防军工采购。美国是分散式的创新，既支持新企业，也支持老企业，都有政府在采购和研发上的支持。不同类型的企业，政府的研发投入是不一样的，很多大企业自身的研发也很重要。所以政府的研发资助不一定能选中最好的对象，英特尔的发展与天使投资就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政府的资助有一定的作用，但也不是万能的，因为在这些领域存在着多种探索的路径；

反过来讲，前苏联在发展半导体的体制上就走错了，前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，第一个把人送上太空，震惊了全美国，前苏联在研发投入和优秀工程师的资源来讲，当时是不逊于美国的，他们拥有全世界素质最高的人才。当时苏联放弃了自己认为不适合核战争的高精尖集成电路方向，举国之力开始研发微型电真空器件，而剩余的半导体研究仅由一个院士来领导，这样，一个人决定了整个国家集成电路的未来，最终苏联在微型电真空器件领域非常成功，但半导体行业却被通过全面探索找对了方向的美国甩在了身后。进入了“无人区”，才是考验你的基础研究和原发创新的时候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，无数的个体在利益的驱动下，进行无数次的试错，才有可能找到最高效的方法。

台湾的定海神针就是台积电，已经成为了全球前十大市值的公司，这是华人企业的骄傲，它占了全球代工市场的一半。台积电的员工感冒了，台积电缺水了，断电了，都会影响全球半导体的价格，成为全球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最为致命的潜在单点故障点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台湾经济是“三来一补”，出口加工贸易导向型为主，一些技术官僚，像李国鼎这样的人，三顾茅庐去找张忠谋，1985年他回到台湾，台湾政府出了一亿美元，还找到了飞利浦出资，飞利浦要控股，台湾政府不干，最后飞利浦出了27.5%的钱。李国鼎曾在剑桥的物理系留学，50年代就在台湾搞招商引资，他找到了产业大佬，比如台塑的王永庆，他虽然对半导体不懂，也没有兴趣，还是出了不少钱，凑成了两亿美元。

张忠谋成就了两个产业，一个是半导体代工产业和半导体设计产业，在这个领域可以看到一个特点，一将顶一师，没有这些巨大的努力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像今年基石资本领投了合肥长鑫半导体，长鑫是在五年前开始准备成立的。

半导体要同时具备大资金、企业家、成建制的员工、知识产权，以及某些材料和设备没有向中国封锁等这些条件，才可能造就一个比较大的企业，所以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中芯国际的发展，也离不开几个从中国台湾来的半导体企业的领军人才。

中国吸取了这些经验和教训，合适的方式是国家提供政策还有资金支持，加上民营资本的孵化。一方面要善用资本市场，扶持新企业，形成大大小小企业竞相竞争开发的局面，另一方面，要确立主体，明确责任，培育企业家精神，减少公司治理问题。

华为如果是国有企业，任正非在2004年已经60岁了，那个时候就得退休了，但今年已经78岁了，还在干。中兴通讯是一个混改企业，侯总2001年就60岁了，他干到了75岁。张忠谋干到了75岁退休了，过了两年还得回来，一口气干到了89岁，所以硬科技需要一个杰出企业家，一代人，几十年的努力，他们都在一个企业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，和国有企业60岁退休是格格不入的。即便是韩国、日本和中国台湾举国体制发展半导体，支持的也是民营企业，而不是举国体制自己干。

在这个领域，大家应该看到，它需要全方位的努力，既需要政府的支持，也需要卓越的企业家，也需要大量的资金。德鲁克在1985年就预见美国不会出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，因为美国拥有一种崭新的企业经济，是无数高速成长的中小企业，而不是那些500强大企业，解决了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，他呼吁建立一个企业家社会，让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、经济和组织维持生命活力的主要活动。

要让企业拥有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制度和环境，中国需要进入一个举国体制发展科技的3.0版本，仅仅是依靠国家的投入，依靠少数人的力量，是行不通。 “举国”，“举”的到底是什么“国”？1.0版本的“国”，只包括少数政策制定者和精英，大部分人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不需要思考的螺丝钉。2.0版本的“国”，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由“边缘力量”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量。中国要从追赶者成为引领者，成为世界第一，需要建立良好的法治体系和产权机制，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能动性，激发企业家精神，创造一个“举国体制的3.0版本”，我们要创造一个企业家的社会，让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带来国家的繁荣。

从硬科技的投资领域来讲，有两方面的重要支持因素，一方面是技术进步，一方面是政策的导向倾斜，政策导向和技术进步叠加在一起，估值就不再受传统的估值体系的影响，不用看PE，也不用看市净率和市销率，产业地位和研发位置决定了投资价值。所以看硬科技企业，一只手要看到技术进步，一只手要看到政府强力的导向，中国政策的强力导向已经很清晰了。

美国资本市场对硬科技企业的估值给出了示范，如果看不懂一些中国企业的估值，看一下美国硬科技企业的估值，也非常容易看明白。

还有我对智慧驾驶依然是看好的，这些重要的玩家是特斯拉、waymo，华为和苹果，而不是造车新势力。造车造不了它的灵魂，仅仅造车的躯壳，是没有太大价值的。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和电池都是购买的，所以拥有造汽车躯壳能力不重要，未来的发展是智慧驾驶，一定要有造灵魂的力量。

过去基石资本投出了多家千亿市值的企业，包括迈瑞医疗，韦尔股份等，也投资了商汤科技、华大智造等能代表中国先进企业的硬科技企业。第四次工业革命要解决人与地球和谐的问题，全世界的政策都昭示了这一点，当然是硬科技投资的方向。

（以上内容来自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在第21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上的题为《举国体制与科技硬科技投资》的主题演讲实录，经投资界编辑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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